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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4章：就是李清照写的《金石录后序》[2/3页]

　　来考究当年的两人交往之往事。

　　容庚是民国学术界核心人物之一，所以围绕着容庚的研究，其实就是整个民国学术史研究的缩影。

　　老先生的故事很多。

　　苏亦的文章没法一一涉略，除了他的生平以及学术成果以及部分的学术观点外，其他的部分都没有写入文章。

　　研究他也不是写大论文或者出书。

　　但他的《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这两部代表作是没法忽略不论述的。

　　前者是成名作，后者更是中国青铜器物学的奠基之作。

　　相比较金石、文字学外，他在刻帖、绘画方面的造诣也相当高，但他却不太注重这个方面的研究成果，觉得这玩意就是调味品。

　　他说，“金石之干燥无味，终不若书画之足供怡悦，于是治画之日渐多于金石矣。”

　　正因为如此，他也不太看重《丛帖目》这本为研究帖学、书学者不可缺少的参考书。

　　觉得这书，不算是学问，只是出自于个人书法兴趣的资料的汇编，顶多就是给后人的研究和鉴赏工作作资料积累。

　　以上是容庚篇，相比较容庚，商承祚的人生似乎就没有那么多争议性了。或者说没有那么多可以共后世好事者津津乐道的谈资。

　　但作为中大古文字领域两座大山，他俩的相同点不要太多。

　　都是罗王之学的继承者，研究领域高度重合。

　　早年同窗，晚年同事，终身同道。

　　要研究中国古文字学术史，把二老相提并论，相得益彰，再合适不过了。

　　商承祚是典型的年少成年，他比容庚小8岁，性子也更加活跃。

　　这不，研究生没读完就跑去南京教书，此后，辗转于国内各大的高校，直到48年回到中大以后，才安慰下来。

　　他在学术最大的成就还是在甲骨文领域，一部甲骨文字典《殷墟文字类编》让商承祚一举成名，国学大师王国维曾盛赞此书“可以传世矣”，用后世的来说，就是出道既巅峰。

　　此后，在甲骨学方面的研究，就停滞不前了。

　　容庚曾经说他是“甲骨学的逃兵。”，因为他以为商承祚编完《殷墟文字类编》后，还会继续编写二编、三编，一直编写下去，奈何，抗战爆发，商承祚到金陵大学教书，受限于材料，没法继续编写。

　　但建国以后，有条件了，商承祚的研究兴趣就开始转移。

　　除了在甲骨文、金文、篆书方面的研究，商承祚最出名的学术成就还是要属于楚文物的研究。

　　37岁时，访古笔记《长沙古物闻见记》扬名考古学界，自此书后，世人方知有楚文物……

　　此外，对于楚简的研究，商承祚也是最早的开拓者。

　　我国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先后在湖南长沙、河南信阳、湖北江陵三地出土了七批战国楚竹简，计八百余枚，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普遍注意和关心。

　　商承祚都投入极大的热情与毅力去开展研究工作。

　　他都亲自到工地去考察，并根据照片作了初步的整理。1975年至1978年间，在他领导下，中大古文字学研究室成立楚简整理小组，开展楚简研究。

　　在他主持下，研究工作顺利进行，将八百余枚竹简缀合为五百三十余枚，除完成《战国楚竹简汇编》一共5册，以及一组高质量的论文发表在各大刊物。

　　商先生把这书资料寄给了国内的同行共同研究，曾一度在学术界颇为流行。

　　遗憾的是，在70年代，这书没法机会出版。

　　不然，商承祚应该是稳坐楚简研究的第一把交椅的，等90年代正式出版，这时新的资料和新的研究成果已经大量涌现，所以影响力也就大不如前了。

　　其实，相比较容庚，商承祚的研究范围更加广泛，某种意义来说，也没有专攻某一方向。

　　容商二人，要论谁对考古领域研究更加深入的话，无疑是商承祚。

　　但他在历史考古学的领域里，研究的课题也是十分广泛，

　　研究方法，也是丛古文字领域切入，互为表里。除上述湘粤两地战国及西汉古物外，诸如战国秦汉之玺印，广州员村发现的晋代古冢、石马村发现的南汉墓、光孝寺大殿三宝佛腹内所藏木雕像，南京出土之梁五铢泥范，四川新津等地之汉崖墓砖墓，隋代以来著录的秦权，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软体女尸，江陵凤凰山出土的软体男尸，以及石砚、宝剑，等等，商先生都作过研究且有成果发表。

　　很杂。

　　依旧金石学的研究路数。

　　从这一点来说，不管是容庚还是商承祚商都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学家。

　　或者说，都不算是考古学界认定的考古学家。

　　尤其是容庚，他虽然在燕大创立了考古学社，但，他更多是书斋式的研究，并没有田野发掘经验。

　　甚至还有学者专门写文章论述容庚是不是考古学家（《容庚“考古学家”与“文字学家”身份献疑》）。

　　经过一番考证之后，得出来的结论：容庚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家。

　　「容庚所谓的“考古学”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而不是现代学科概念，它涵盖了传统学术中的诸多门类，但并不能够直接等同于现代考古学科。他所研究的文字、器物、碑帖等，一部分当然是考古发掘的对象，但更多数则是流传有序的传世之物。王国维所谓的“二重证据法”，是一种通过考古发掘的实物来研究历史的历史学研究方法，而恰恰不是考古学研究方法。更何况，考古学者不做收藏，至今也是考古学科所约定俗成的一条底线。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说容庚是一位接受现代学术训练的学者，不如说他是一位生活在20世纪且任教于现代学府的传统文人。」

　　说到最后，作者还说，说容庚不是考古学家不是前辈学者的不恭，相反，这种“正名”更容易让我们看清楚容庚的学术特点以及当下学术体制的一些弊端。

　　这个观点对吗？

　　至少苏亦是认同的。

　　当然，某种意义来说，这也是一种门户之见，比如吉大的吴振武教授就曾经抱怨，中国古文字研究对中国考古学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然而，考古所在作中国考古学百年成就总结，却偏偏弱化了古文字研究取到的应有贡献。

　　这也没啥好避讳的。

　　就算是考古学界之内，也都存在学派之争，更不要说，考古学跟古文字学两个不同的领域了。

　　但有时候，这俩个领域又是相通的。

　　至于商承祚书法领域的成就，让他名气大增则是在八十年代以后，因为他开始担任中书协广东分会的主席职务。

　　到那个时候，老先生家中都是一帮前来学习书法的小孩子，热闹极了。

　　从这点也能够看出来他跟容庚性子之间的差异。

　　研究二老的学术成就。

　　就要梳理他们的作品。

　　有时候，还需要亲自看。

　　这玩意，也急不来。

　　没看过二老的作品，就敢大言不惭的胡乱点评，则是对两位先生的大不敬。

　　因此，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苏亦有空就跑中大古文字研究室。

　　去年春，中大古文字研究室就开始搬家了，从康乐园中区数字大楼搬到马岗顶下东北区19号一栋二层的小红楼里，变得更加有古香古色的韵味，多了几分历史厚重感。

　　得知苏亦要写文章梳理二老的学术成就的时候，教研室的老师有些诧异，然而，得知他曾经给唐兰先生写过相关文章，大家就觉得合情合理了。

　　更加合情合理的是，苏亦还对各位师长说，他想要把考古学史当作未来一个研究方向，这样一来，就更加没有人觉得他闲得发慌，不务正业了。

　　甚至，二老得知他这一决定，还笑道，“以后把文章写好，先给我们看，要是写的不错，我们就给你把它发到中大学报。”

　　得，梁钊韬教授的让他写的民族考古相关文章还没出炉，这边就开始预订一个坑位了。

　　但两位先生还在，就要写人家学术史个人史，就有点不合时宜了。

　　偏偏二老还不在乎。

　　没法子，原本被苏亦当成阶段性习作的文章，这时候，都不得认真对待了。

　　这样一来，中大古文字研究室就成为省博之外，他跑得最勤快的地方。

　　研究室所在的小红楼，二楼大厅分成两个区域，最里面的部分是书库，是苏亦最为喜欢的部分，很多资料北大图书馆或者文史楼资料室都没有，在古文字研究方面，北大的师资力量确实偏弱。

　　研究室外面，则是办公区域，也被称为工作室。

　　容商二老，以及研究室的四大金刚，都在这里办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书桌，而容老的座位位置不错是靠南的窗边的第二位，看着老爷子的书桌，苏亦就羡慕不已。

　　上面摆满了笔墨纸砚，此外，还有水盒和十多方印章。

　　根据曾先同老师介绍，这里面的每一枚印章都是一段传奇佳话。

　　苏亦倒没有觉得曾先同是在夸大，容老的印章，每一枚都珍惜无比。

　　甚至，后世还有人高仿容老的书法拿出来拍卖，而且更加神奇的是，上面竟然盖着容庚常用的印章。

　　后来经过容老的学生鉴定，才得知，印章确实是真的，因为容老去世之后，他的后人准备把他的印章捐献出去，就曾经找人清理过印章印面。

　　那些书法伪作上面的印章，应该就是这段时间被人挪用了。

　　这事，苏亦在广美读书的时候，就是从教授他们古文字课程的老教授口中得知的。

　　当时，老教授还建议苏亦未来有机会可以研究一下容老书法篆刻方面的成就。

　　没有想到，前世枚机会的作的事情，现在就这样摆在眼前。

　　前世未竟之事今生来补，也算是一个弥补遗憾的过程。

　　从研究室几个老师的口中，苏亦听了不少关于容老的轶事。

　　尤其是治印方面。

　　苏亦对书桌上的印章极为好奇，前世在美院读书，他没少听过上古文字课的老教授提及过这些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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